這天我接一電話，上來就問我掙錢不掙，我說你丫沒病吧，我知道你誰呀，對方說連我都聽不出來，我說聽著耳熟，有點兒像給唐老鴉配音的那人，他說我你大哥，我說我還你大爺呢，他又說我找你寫過劇本呀，這麽快就忘了。哦，原來是那個被王大鵬逮起來的影視公司老板。

我問他什麽時候出來的，他說根本就沒進去，上個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弟弟，出了事他弟弟頂著，而且合同也是他弟弟簽的，所以他至今逍遙法外。他還說最近又成立了一公司，還搞影視，問我想不想入夥，我說上回忙乎了半天，一分錢你也沒給我，這種事情你還是找別人吧，他說那件事兒是我不對，不過這次絕對是真的，我要是騙你我就是孫子，你要有興趣，我們就繼續合作。我說，那好吧。

就這樣，我又有了工作，跟隨一個五人的攝制組拍攝文娛片，制作完成後賣給北京臺和各地方臺播出，所以我們的名片一律印制“北京電視臺編導”的頭銜，以便各處招搖撞騙。名片這東西可不就是明著騙。

這裏有我兩個同校師兄，先我進來一個多月，管技術的，我還他鄉遇故知似的沒事兒就找他們聊天，可他們對我嚴冬般寒冷，簡直熱臉蛋貼到冷屁股上，後來瞧他倆那操行，我也懶得搭理了，形同陌路。

不知道老板從哪兒弄了一輛“別克”，每天都是一個人開著它上班工作，回家睡覺，喝酒洗澡。後來不知道他從哪兒挖來一個野模兒，她整日坐在副駕駛的位置，陪伴老板上班工作，回家睡覺，喝酒洗澡。再後來，這個女孩成了我們的節目主持人。

女孩叫阿燦，人漂亮，文化低。一次我們趕了個大早，去某風景秀麗的河畔出外景，攝像機位擺好了，反光板打好了，話筒吊桿也架好了，只要阿燦把幾段串場詞說下來就OK，可她的表現讓我們大失所望，不足百字的臺詞，反覆說不利索。太陽越升越高，我們縮小了攝像機的光圈，阿燦對著攝像機仍然吞吞吐吐，詞不達意。吃過午飯，我們繼續拍攝，情況如初，太陽慢慢向西邊靠攏，我們又增大了光圈，無奈地看著阿燦對著攝像機語無倫次。終於，在深夜的時候，我們完成了拍攝，幸好出門的時候我們多個心眼，帶了照明燈。

老板看了這期節目的樣帶，並未對內容做出具體修改意見，只是說以後最好白天出外景，別趕在晚上。我們點頭說是，有苦難言。老板還說，主持人出鏡時一定要打出字幕，讓全國人民認識我們的主持人。我心說，主持人是你一個人的，不是我們的。

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我們在拍攝前三天便將臺詞交給阿燦，臺下三天功，臺上一分鐘，希望她能在拍攝的時候一氣呵成，可阿燦根本不往心裏去，面對攝像機的表現依舊拙劣。我們不好說她什麽，也許她確實繁忙，總被老板使喚，就像我們被老板使喚一樣。盡管同為使喚，性質卻不一樣。

制作節目時，我們自始至終將畫面上打上阿燦的名字，老板見有了名字，便不再審查節目質量，我們也算得以過關。

後來公司接了幾個廣告的活兒，涉及產品從塑身內衣到男士營養液，老板要求一致以阿燦為拍攝主角。我們只好照辦，拍內衣廣告的時候，讓阿燦在不暴露過多風情下，以坐、臥、站、趴等姿勢在鏡頭前搔首弄姿一番，拍壯陽口服液的時候，把阿燦臉蛋畫得紅紅的，一臉的幸福，旁邊一個面黃肌瘦、跟柴雞似的女人不無羨慕地說，“我老公工作忙、應酬多，到了家就筋疲力盡，哪像你們家那位。”這時阿燦說，“心動不如行動，多虧有了XX口服液，他好我更好！”

這樣，當我們的節目在電視臺播出的時候，不僅主持人是阿燦，連中間插播的廣告都是阿燦拍的，阿燦鋪天蓋地走進老百姓的生活，為人民所熟知。老板得意地說，要的就是這樣。然後和阿燦鉆進“別克”，向燈火闌珊處駛去。

新綢道模特公司辦了一個全國大賽，阿燦要參加，老板不讓，他清楚這裏面的暗道玄機，怕她跟別人跑了。但阿燦執意參加，她說你是我什麽人，你又不和我結婚，我幹嘛要聽你的，把老板問卡了殼。他只好說，隨便你吧。

比賽那天，阿燦自己花錢買了門票，邀請我們去現場加油，老板找了個借口，沒去。

比賽在電視臺的演播大廳舉行，非現場直播。我們坐在第三排，第一排是評委，第二排是讚助此賽事的各企業老板。

在隆重的音樂聲中，女模特出場了，身著晚禮服，儀態端莊，婷婷玉立，臺下掌聲雷鳴。我們看到阿燦掛著29號牌子款款走來，齜牙咧嘴，倍兒高興的樣子。

女模特第一輪展示過後，開始男模特亮相，觀眾紛紛離開座位去上廁所、抽煙、打電話，轉眼間所剩無幾。男模比賽在冷冷清清的觀眾和稀稀拉拉的掌聲中草草結束，女模泳裝大賽開始，觀眾不知從何處突然冒出，現場再次座無虛席。

女模們穿著比基尼在臺上扭腰擺臀地走來走去，光彩奪目，還往腿上抹了油，兩條腿又長又白，長得跟等著下鍋的油條似的。個別女同志因為臀部豐滿或褲衩太小，而露出兩側屁股蛋子上的肉，明晃晃的，其中一個模特一定是大病初愈或帶病參賽，我清楚地看到她屁股上還有兩個針眼，一邊一個。

更絕的是，泳裝展示的背景音樂居然用二胡民族小調，多數選手面無表情地在臺上走過，腰間掛著自己的號牌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是誰家過不下去了，在賣姑娘。

這一環節阿燦穿了一身火紅的比基尼，分外妖嬈，表現極為突出，我聽見坐在前排的一個老板對評委說：“我去找29號聊聊。”就去了後臺。這個老板我們都認識，經常在電視上拋頭露面，是某知名民營企業的老總，曾放話，他的企業在未來五年內將成為國際品牌，登上世界的舞臺。

不一會兒，該老板回來了，微笑著說：“搞定了，你們控制一下吧。”然後塞給評委一個挺厚的信封。

比賽的最後一個環節是綜合素質考察，我們替阿燦捏了一把汗，太清楚她的底子了。但阿燦的表現出乎意料，用口若懸河描述都不為過，讓我們驚訝不已。這時候評委回過頭向那個老板會心一笑，後者回覆了微微一笑，說，非她莫屬了吧。

而另幾個模特在此環節中的表現都不盡人意，被主持人問得瞠目結舌時，臺下居然響起了女觀眾幸災樂禍的笑聲，評委又回過頭跟老板說，沒人罩著就是不靈。

本次大賽設立了秀發、肌膚、氣質、上鏡、網上人氣、風度、身材、潛質、親善、形象、臺風等獎項及優秀獎十名，季軍三名，亞軍兩名，冠軍一名，所有參賽選手無不手捧獎杯，滿載而歸，卻苦了主持人，一口氣要念這麽多人名。

阿燦不負眾望，拿了冠軍，卻讓我們的老板失望至極。

隨後的頒獎儀式，各企業老總走上舞臺，滿面淫笑地向佳麗們頒發獎品。那個民營企業的老總將金燦燦、看上去沈甸甸的桂冠戴在阿燦的頭上，可能是阿燦臉小得可愛，桂冠幾次從頭上滑落下來，看來冠軍不是誰都能當的。但別的不說，至少阿燦有身材有臉蛋，就算對得起觀眾，不像幾家企業的女領導，說不利落“祝本次大賽圓滿成功”的話倒也罷了，偏偏還要讓模特們簇擁著她風韻不存的身體合影留念，也不嫌砢磣，怎麽想的。

這屆比賽讓阿燦一舉成名，人往高處走，阿燦就自然而然地離開了老板甲，跟了老板乙。她說她也沒辦法，因為比賽那天，她和那個老板在後臺簽了一份合同，這份合同能保證她獲得季軍以上的名次，而代價就是三年內的一切行動聽從他的指揮。當時阿燦太想獲獎了，想都沒想，就簽了。

告別那天，前老板說我開車再送你一程吧，阿燦說不用了，我的車就在外面，我們送阿燦出來，見一輛火紅的“寶馬”跑車正停在公司門口。

後來得知，阿燦同我年齡相仿，生活水平卻超前我許多，也算自食其力，勞動所得。男女平等的口號喊了這麽多年了，到現在仍舊無法徹底平等，只要女人有模樣，能比同齡男人至少提前10年實現小康。

阿燦走了，就沒了主持人，原節目也換了，被改為演播室的談話欄目，每期策劃一個主題，都是老百姓特別感興趣的，然後高薪聘請三個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，各抒己見，侃侃而談，拍完了依然全國播出，節目就叫《三國演義》。

正好這段時間美伊戰爭打響，於是選題多以此為主，三個四十好幾的男人，正經事兒不幹，整天沒完沒了地拿薩達姆開涮，既滿足了自己唾液飛濺的欲望，又掙到錢，我算看出來了，憑張嘴就能吃飯的職業有兩種，一種是叫花子，一種是主持人。

除此之外，公司還攬點兒廣告、專題片一類的屁活兒。

這天我在機房剪片子，其中一盤外景素材是在東方廣場拍的，我在帶子上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一閃而過，進了大樓。我倒回帶子，重放一遍，那個身影再次掠過，太像雷蕾了。我又倒回帶子，將畫面定格，這只是一個側面，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，但是，畫面中人穿了一雙紮眼的黃色運動鞋，這雙鞋我見雷蕾穿過，難道就是雷蕾？

我找到那天的攝像，問畫面上的時間，他說是上周五拍的，大約早上八點半，拍完這個畫面後，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，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，八點五十，想想沒啥可拍了，就回了公司還機器。

那麽雷蕾在這個時間進入這座大廈去幹什麽？

於是，每天早上八點半不到，我便等候在東方廣場的電梯口，目不轉睛地在過往的人群中尋找雷蕾的身影，等到八點四十，就坐地鐵趕往軍博，我的公司在那裏，九點鐘還要上班。有一天我在門口苦苦等待的時候，居然有人把我當成寫字樓的保安，讓我去幫他們擡桌子，擡完桌子我差點兒又上班遲到。

這種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發生過。和潘娜好的時候，我每天都早早起床，去她家馬路對面的早點鋪，邊吃邊等她。自行車鈴一響，就代表她來了，聽到清脆的響聲，我一擡頭，便看到她向我招手，於是把剩下的兩個包子塞進嘴裏，抹把嘴跑出去，和她一同騎車上學。

有些時候不知道誰那麽討厭，好像知道車鈴是我們的暗號似的，打這兒經過就按兩下，我擡頭一看，不是，就低頭繼續吃，剛吃上一口，車鈴又響了，我又擡頭一看，還不是，便又低下頭喝粥，才把勺拿起來，又聽見車鈴響了，再擡頭一看，依然不是，於是我就不再理會，只顧低頭吃自己的，任車鈴響遍大街小巷，直到粥足飯飽，才仰起腦袋，看見潘娜背著書包站我面前，怒不可遏：“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我車鈴都按壞了！”

還有時候我去的早，而潘娜又磨磨蹭蹭，我吃完了她卻遲遲不來，服務員開始撤餐具，邊收拾邊說：學生，吃完了就走吧，早點兒去學校看看書，別跟這兒耗著，我們這裏不寬敞，那邊還站倆老頭等著喝炒肝呢。遇到這種情況，我只好一咬牙：我還沒吃飽呢，再來一碗餛飩！

有一次潘娜生病，沒來上學，可是我並不知道，左等右等她不來，服務員已經撤了我兩遍餐具，但為了能坐著等，我還是叫服務員再上一屜包子，服務員瞪大了眼說：你再吃可就三屜了！我說：您這兒的包子太好吃了，一會我可能還吃第四屜。

吃完這屜包子，我徹底坐不下了，挺著肚子去找潘娜，當得知她發燒今天不去上學後叫苦不疊——三屜包子，一共三十個，還有兩碗粥，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。晚上回到家，看見媽為我準備了一桌子豐盛的晚餐，我直翻白眼，媽以為我病了，得了厭食癥，找出山楂丸給我吃，我說我想吃酵母，媽說看來真病了，發燒不輕。

等雷蕾就更辛苦了，不要說邊吃邊等，連坐的地兒都沒有，一次我實在是站累了，就打算坐地上歇會兒，還沒等蹲下，就過來一個保安說：要飯一邊兒要去，出門左拐，那兒有地下通道。我一聽就不高興了：我哪點兒像要飯的，要飯的有我這樣的嗎！我指著身上的名牌衣服說。保安說：名牌怎麽了，要飯的就不能穿嗎？看來責任不在保安，在要飯的身上，你們穿的越來越好，一點兒職業特點都沒了，太傷我們自尊了。

東方廣場門口倒是有咖啡館，裏面也賣早餐，但不是我消費的地兒，假若我天天泡在這裏的話，工資連保證我每天早上吃飽都不夠。我可能吃了，特別是早點，通常是一碗豆腐腦，兩個茶雞蛋，三張糖油餅，如果是油條就得六根，這都是潘娜培養出來的。

等了幾天，我突然感覺自己很荒唐，有一點足以讓我放棄這種做法：如果那天雷蕾僅僅是路過此處呢？

於是，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鐘的睡眠，不再去東單坐地鐵上班，改從家直接走了。

10

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貧困縣，每年靠國家救濟度日，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，水災嚴重，國家救濟顯然不能解決問題，於是，當地政府想出一計，請來北京媒體，對該情況加以報道，以得首都乃至全國人民的援助。

因為公司剛給當地一家企業拍過廣告，賺了一些錢，這次人家打來電話，請我們過去，一切費用對方負責，老板說那就去吧，做人要講良心，於是我受命扛著攝像機去了機場。

這次行動老板給我指派了一個公司的攝像，我沒要，他根本不是攝像的料。上次拍《三國演義》的時候，我們請了一個女嘉賓，前衛作家，穿了一件薄若蟬翼的衣服，他為了看得更清楚，就把特寫鏡頭推至人家胸口處，倒是真能看清裏面胸罩的花邊，可是畫面沒法用，看不見臉，只有一個隨呼吸起伏的胸部，白白浪費了兩盤帶子，他卻說沒關系，回頭賣給哪個AV導演用。

我上了飛機一看，全是臉熟的北京記者，攝像機、照相機，長槍短炮，當地政府真挺下本兒。

下了飛機，歡迎隊伍分列兩旁，我們踩著泛黒的紅地毯，走上大巴，前面警車開路，後面人群高呼“歡迎歡迎，熱烈歡迎。”

坐了近四個小時的汽車，終於抵達貧困縣，一路顛簸，人困馬乏。我們被帶進縣政府賓館，酒席早已擺好，沒看出貧困在哪裏。

眾人就坐，縣長舉起酒杯，抑揚頓挫說：“歡迎大家來我縣視察工作，鄙縣窮山惡水，生活艱難，為表謝意，特備酒席一桌，菜陋飯簡，不成敬意，我代表縣人民政府、人大常委，敬大家一杯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合家歡樂，事業有成！”然後一仰頭，把酒喝了，我也不得不幹掉杯中酒，因為剛才縣長的義正言辭讓人感覺，如果不喝，就是跟政府作對，就是人民的公敵，天理不容，就地正法。

隨後，縣長邊給眾人倒五糧液，邊傾訴苦衷，山珍海味絡繹不絕地端上來，在這裏，我吃到許多平生第一次吃的東西。

這哪兒是扶貧來了。

11

顯然，眾人對飯菜的興趣遠勝於縣長的講話，縣長知趣地閉上嘴，笑瞇瞇地看著大家咀嚼，直到盤幹碗凈。然後，縣長邀請我們出去坐坐，說下面還有節目，幾個記者立馬來了精神，眼睛開始放光。坐了一天的飛機和汽車，齁累的，我早沒了閑情逸致，就提前告辭，回屋睡覺了。

房間是早已準備好的，為了方便，還是一個人一屋，想的夠周全，其實大可不必。進了屋，見桌上擺了一個手提袋，裏面裝著煙酒茶糖還有招商項目指南和投資手冊各一本，明顯是讓我們帶走的。

可是到了離開的那天，為了輕便，我還是將兩本書放回桌上，也不知哪裏來的興致，還在墻上題詩一首：《意思》

煙酒茶糖

我帶走

意思領了

剩下的兩本書

就不拿了

千萬別說我

不夠意思

的確，這樣做挺對不住人家的，不過，我估計大夥都這樣。除了給收破爛的，否則這兩本書永遠送不出去。

後來，臨上飛機，我看有人拎著手提袋去了小攤兒，把東西換成了人民幣，說是拿著方便。

12

當晚，洗去一路的風塵仆仆，我躺在床上剛打開電視，電話就響了。這種時候打來的電話一般都是掙錢的，我考慮是否接聽。身正不怕影斜，腳正不怕鞋歪，我拿起話筒。

“先生，需要小姐服務嗎？”一個嬌滴滴的聲音，聽著像東北的。

我問：“都有什麽服務？”

“啥都有。”果真是東北的。

“那就聊聊天吧。”我說。

“行，我上去找你。”對方已經迫不及待。

“不用了，就電話裏聊吧，姑娘，多大了？”我說。

“大哥，別耽誤我掙錢，完了事兒你想怎麽聊就怎麽聊。”倒是直接。

我說：“這麽著吧，你先問問別的屋，如果實在沒買賣，你就給我打電話，反正閑著也是閑著，不如聊聊天。”

姑娘說：“光聊天哪過癮呀，大哥不遠千裏到了這兒，還不高興一把，讓我上去幫你放松放松。”

我說：“你要是免費放松就上來，我沒錢。”

姑娘說：“大哥真會開玩笑，沒錢還能住酒店？”

我說：“不是自己花錢。”

姑娘說：“真羨慕你呦，有吃有喝，還能報銷。”

我說：“我們是報銷，可也不是什麽都報。”

姑娘一笑：“你能報銷我也沒有發票。”

我說：“你怎麽幹上這行了。”

姑娘說：“我家在農村，從小就坎柴、餵豬、做飯，沒錢也沒時間上學，現在家裏把這些繁重的事物教給我妹去做了，我有了時間但還是沒有文化，找不到工作，就趁著還不老出來掙點兒錢，養活父母。”

我說：“那就不耽誤你掙錢了，你先忙，沒事兒再聊。”

姑娘失望地掛了電話，再也沒打來。興許是做成一樁買賣，不知道該不該祝賀她。

13

都說這裏是一個鳥都拉不出屎的地方，但第二天我還是大便告捷，在這一點上，我老是這麽規規矩矩，有條不紊。

在縣長的指揮下，我們跟著幾個民兵上救生艇，準備深入水災實地拍攝考察。幾個記者說暈船，不上去了，就在岸上掃掃外圍吧。縣長語重心長地說，我縣人民的未來就在各位的手中，然後給大夥鞠了一個躬，率先走上皮艇。畢竟吃人嘴短，昨晚那麽豐盛的款待，不是白享受的，一縣之長又已做出表率，還有什麽可說的，硬著頭皮上吧。

經過近兩個小時有驚無險的漂流，終於安全靠岸。原來總說自己不容易，現在見了災區人民，才知道何謂真的不容易，回北京後我一定要好好寫寫，一個記者如是說。縣長說，謝謝各位，酒宴已經備好，給大夥壓驚。

又是一頓饕餮大餐。

飯後，本次行程即將結束，歡送儀式異常熱烈，鞭炮齊放，禮花紛呈（盡管在白天），跑旱船、耍獅子，好生熱鬧。

我們與當地人民依依惜別，坐上去機場的長途車。登機一個半小時後，飛機漸漸駛出一片蔚藍，天空愈發陰霾，北京快到了。

有人開始唱：“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，北京的人民也喜歡。”

14

下了飛機，我扛著攝像機回公司交差，正好趕上發錢。

第一次領工資的時候，我有一種異常強烈的感受：錢拿在手裏的感覺真好，這東西太神奇了，當你把鼓鼓囊囊的錢包放進牛仔褲的屁股兜裏時，走起路來都昂首挺胸、收腹撅臀，甚至能感覺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媽的性感。跟誰也不能跟錢過不去。

但領了幾次，我又產生了這般感受：暫且不論錢的多少，每月這般周而覆始地工作、領工資、再花掉，有什麽意思，難道生活就這麽乏味嗎。

待業的時候，每天在家幹點兒自己想幹的事情，物質匱乏，精神卻充裕。上班以後，物質的匱乏並沒有完全解決，精神卻饑渴起來。

平心而論，我確實為每月領工資的生活興奮了些日子，特別是發錢當天，喜悅是按捺不住的，但經歷了幾次後便感覺無聊，生活的意義僅在於此嗎。有了錢又有什麽用，況且這點兒錢還遠沒到隨心所欲的地步，即便錢真多到想怎麽花就怎麽花的程度，那花錢還有什麽意思。當然，此話為時尚早，或者就是天方夜談，但生活的無趣，我已深有體會。

現在的工資是我當學生時候生活費的幾倍，那時幾百塊錢就能讓我過得倍兒開心，如今錢多了反而不知道該怎麽辦，我的意思不是說錢多得花不出去，在北京有多少錢都不夠花的，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錢卻買不來快樂了。

15

在我各個時代的同學中，最有錢的居然是一個連大學都沒考上的傻逼，高中時候沒有人瞧得起他，長得賊眉鼠眼，肥頭大耳，一臉淫蕩相，上面都是包，一看就是色憋的，說話娘們兒腔，上黑板做題的時候拿粉筆都是蓮花指，還愛招貓逗狗，一副欠揍的樣兒。就是這麽一個人，居然成為我們班掙錢最多的。據說因為他在家看了幾年CHINA DAILY，沒事兒就對著鏡子用英文自言自語，平時在中關村給人打工，然後就順利進入國外某著名電腦公司，任技術維護，主要工作就是接聽客戶電話，為對方排疑解難，如果碰上他也不會的情況，就拿著聽筒沖對方喊：“餵，請大聲一點，我聽不太清楚，請再大聲一點，我還是聽不清楚！”然後就掛了電話。如果你遇上這種情況，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訴你，接電話的那孫子就是他。

該同學活兒雖然糙，但收入豐厚，經常拿著存折去迪廳找姑娘，看見順眼的，就對人家說：“姑娘，跟我回家吧。”姑娘瞟他一眼說：“德行。”他不慌不忙，將拿著存折的那只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說：“跟我走就告訴你密碼。”姑娘接過存折，看看裏面的數字，說：“帥哥，今晚我是你的。”

我們無論誰提到他，氣都不打一處來，認為蒼天對自己極其不公平，或者說對他太照顧了。後來聽說這個同學得了性病，他還引以為榮四處炫耀，以此證明自己威風八面，見多識廣。

說實話，如果這個同學混得不像現在這麽耀武揚威，而是被車撞了或者去要了飯，我們對他的感情不會如此惡劣。

16

說到存折，我也有一個，剛上大學的時候父母給的，裏面存著人民幣若幹，夠我每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（有計劃地花才夠）。開學初的時候，裏面的數額比較可觀，可到了期末考試，有時甚至期中考試剛過，裏面便會空空如也。那時候我在銀行的交易窗口經常是綠單子（取款單）進去，人民幣出來。

每當我把綠單子遞進交易窗口，聽到營業員在窗口那邊“唰唰”的數錢聲音通過麥克風傳遞出來的時候，便心旌飄蕩起來——一會兒就可以用這些錢換取歡樂了。

現在自己也掙了錢，雖然不多，卻想把它（們）存入銀行，並希望這個數字像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。但雪球並沒有越滾越大，經常是紅單子（存款單）進去沒兩天，綠單子又進去了，還有時候入不敷出，拆了東墻補西墻，所以雪球總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，勉強維持收支平衡，只有碰上意外之財（攬點兒私活，或者路邊撿個三塊五塊的），才能讓紅單子進去後綠單子不跟進去。後來我發現，掙我這麽多錢還存，簡直多此一舉。

雖然這樣稀稀拉拉掙到的也是錢，但我認為錢不是這樣掙來的，怎麽掙的，我還沒發現，但我必須發現，因為男人掙錢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樣理所應當。

我的存折上面的數字始終沒有超過五位，最悲慘的時候，加上小數點後面的兩位有效數字才勉強夠四位。我不渴望成為百萬富翁，只想先當個萬元戶過過癮，但連這一願望都難以實現。如今這個“萬元不是戶，十萬不算富，百萬剛起步，千萬才算數”的時代，我想濫竽充數都這麽難。

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，錢到花時才不夠。

17

上大學的時候和先於我工作的中學同學吃飯，他們在飯桌上只提兩件事情，女人和錢。我對前者倒饒有興趣，因為年齡到這了，身不由己，而後者在當時並未對我產生吸引力，我自恃清高，認為他們俗不可耐，可現在當他們再約我吃飯的時候，我往往為掙錢（雖說是工作，但要是不給錢就讓我幹活，打死我我也不幹）而忙得不亦樂乎，沒空兒，他們就說，你丫現在怎麽比我們還現實。

至今有一個問題讓我百思不得其解——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懶的學生到金錢愛好者的轉型的，好像就在一夜之間，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我找尋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，突然發現，身邊的所有人，除了小學生們正在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外，蕓蕓眾生無不在好好掙錢天天向上。

記得我直到高二的時候才知道學習是要用腦子的，老師和家長欣喜若狂地誇我開了學習的竅；而現在，我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，是否算開了生活的竅，領悟到其中的真諦呢。

18

話雖這麽說，但我遠沒到那種為了錢能拋頭顱、灑熱血，不惜將尊嚴、人格踩在腳下去獲得的程度。沒了錢我還能活，活著不是為了錢。

人的欲望無外乎兩種，物質的和精神的，前者可具化為金錢，後者能進一步抽象為理想，盡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賺錢，但在我身上，兩者還是分開的，若幹年前，我非常傾向於後者，現在兩者出現了對峙，我深信，若幹年後或是不久的將來，我一定會義無返顧地選擇前者，而現在，我能做到的就是將這件事情延期發生，或索性立即發生。

難以想象，我失去其一，或只擁有其一會是什麽樣子。假如人類滿是欲望，世界將會怎樣；假如人類失去欲望，世界又會怎樣。

欲望就像發面，時間越長，膨脹得越厲害，因而對我們而言，難的不是改變命運，卻是安心滿足現狀。

當聽說有人比自己掙錢多，我心裏就開始忿忿不平，決心換工作或要求漲工資；而當聽說有更多人掙得比自己還少的時候，漲工資、跳槽的願望便不再強烈。人就是這麽沒勁。

19

回北京不久，公司就沒了業務。北京出現非典，為了減少傳染和被傳染的幾率，電視臺每天不再制作和播出新節目，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譽為經典的電視劇打發觀眾。

沒有活兒幹，自然就沒有錢掙。老板說事已至此，他也沒轍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不想幹了，可以回家，要是還想幹，就每天準時上下班，只發五百塊錢基本工資，他相信SARS終將被人類戰勝，到那時候，公司必會財源廣進。

北京各行業受SARS影響，普遍萎靡，躲人還躲不及呢，更不會招聘新人，這時候離開公司不是明智選擇。五百塊錢是太少了點兒，但面臨一場不知何時才能被征服的疾病，與其在家一個人無聊，不如去公司讓大夥陪著一塊無聊，錢不錢的先放一邊。

公交車是不敢坐了，又新買輛自行車，排了老半天隊。每天帶著口罩騎車上班，一看見路邊的宣傳欄上寫著的：同呼吸，共命運，心連心，手挽手，我就心頭一驚，這樣抗非典，不傳染等什麽呢。

北京市民戴口罩總動員開始，你戴我也戴，戴了口罩，大街上的每個姑娘看起來都美若天仙，無論鼻梁有多塌、牙有多黃、幾個鼻孔、長沒長胡子，凡是口罩之內的部位，多醜陋也被美化了，只要眼睛不小得瞇成一條直線，都能贏得極高的回頭率，對一些女性而言，這在平時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。

口罩在北京早已脫銷，老歪和白玥沒買到，但為了防患於未然，就自己動手，將胸罩改了口罩。白玥的內衣多以紅黑為主，戴著太張揚，因此她又現買了幾個白色胸罩，把背帶剪去，將剩餘部分從中間一分為二，一副胸罩夠兩個人防非典用，他倆單獨行動的時候，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麽，但同時出現就顯得很滑稽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麽回事兒，然後捧腹大笑。面子誠可貴，生命價更高，為了健康地活下去，他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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